对远在成都的罗晓明来说，对伊拉克战局除了担心，还是担心。

4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军正在加强在巴格达南部、西部和北部的集结，对巴格达的包围圈正在缩小。而罗晓明所在的四川东方电力设备联合公司战前在伊承建的火电站，就在巴格达东距市中心30公里的地方。

“现在也不知道是否遭到了轰炸”，罗晓明说，“1999年我去过一次，当地人称那个电站叫Al-Quadis。现在，已经安装的两台机组已经开始并网发电了，价值六七千万美元。”

更令罗晓明头痛的是，公司按照合同为Al-Quadis电站准备的另外两台价值六七千万美元的机组，因为战争，还滞留在上海港口无法发货。而且公司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竞标成功的价值2亿多美元的合同，也因爆发战争迟迟没得到联合国的批复。

“我们只有等”，尽管所有合同都是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下执行的，但是公司仍然要面对巨大的损失，罗晓明无奈地对《凤凰周刊》说，“面对战争，我们企业也没办法。”

“石油换食品”下的中国份额

自从1996年12月“石油换食品”计划正式实施，中国企业在伊拉克市场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资料显示，1996年中伊双边贸易额为115万美元。其中，中方对伊出口104万美元，进口11万美元。但2001年，两国的贸易额达4．7亿美元，其中中国向伊出口3．97亿美元，进口0．73亿美元。

通过“石油换食品”，5年内中伊两国经贸总额激增了400多倍。

除去数字上的变化，“石油换食品”计划也改变了中国企业与伊拉克的经贸内容。在计划实施前，中国与伊拉克的经贸基本上是轻工产品、劳务出口或建筑承包工程。实施计划后，主要构成是机电产品、施工和农业灌溉设备等。无疑，后者的附加值和长远性都远远超过了前者。而且由于中国公司的努力，在一些项目上已经占有明显的优势。有报道称，中国公司迄今已与伊方签定了8个电站合同，总金额达20多亿美元。做电站项目的罗晓明说，中国公司在伊拉克对外的电站项目上“即使最保守估计，也是占有‘半壁江山’的”。

联合国伊拉克项目办公室近期发表了一份公报：伊拉克在已执行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下共出口34亿桶原油。有消息称，其中2．365亿桶是向中国出口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换算，“石油换食品”计划下伊拉克出口的石油平均价格是18.5美元一桶。由于受到制裁，这个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平均价格。

2002年，新华社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到，“石油换食品”计划实施前在伊拉克的中国企业只有3家，而在此之后，达到了70多家。但据一位曾在伊拉克工作的企业界人士向《凤凰周刊》透露，目前在伊拉克的中国企业至少有130家以上。

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之外，还有很多民间贸易没有被统计在内。例如这几年在江浙一带出现越来越多的伊拉克商人，有关部门称仅在义乌一处的伊拉克商人就已经达到了100人左右。

根据“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规定，项目由伊拉克方面提出并且公开招标，企业如果竞标成功就可以向联合国报批，如果经联合国审查项目中没有违禁的内容，就会为企业开出“信用证”。双边贸易在港口交货后，由伊拉克和联合国共同检查，通过检查后，企业就可以凭“信用证”在联合国兑换相应的款项。如果是工程，同样是在工程验收后在联合国提取款项。因此对企业而言，“石油换食品”计划在战争和社会风险比较大的伊拉克市场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中国企业在伊拉克的迅速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了中伊政府之间比较好的关系，以及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中的特殊地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报价便宜，技术含量与当地需求相适应等因素也是中国企业在伊拉克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石油换食品”计划缘起于海湾战争，选择中标企业的权力又在伊拉克方面，所以在伊拉克几乎没有来自美英等国的企业。但来自俄、法、德、印度等国的企业，甚至中国本国企业之间，一直都有相当激烈的竞争。伊拉克已探明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二，这对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广阔且有着巨大间接财力的市场。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伊拉克市场。据该公司高级经理宋彦明透露，在“石油换食品”计划刚刚实施的前后，不少企业在伊拉克的利润率都能够达到10%以上。现在因为竞争激烈，利润率已经下降了不少，“有些项目是没什么利润的，比如一些贸易，基本上都靠出口退税了。”宋彦明说，但是很多企业仍然看好这里的长期市场。

受损企业寄望政府的战后作为

2002年，鉴于局势不稳定，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就已经开始动员一些暂时没有项目的企业撤出伊拉克。战争最终还是打响了，中国的企业蒙受损失势成必然。总体数目是多少，过目所有参加“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中国企业合同的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据该商会一位官员称，还在“收集情况”，至于什么时候能统计出结果，“还不能确定”。

但据粗略统计，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执行的合同总额达到10亿美元，项目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公司不低于7家。如果算上所有签订的合同，总价值在40亿美元左右。而目前，这些合同的前景一片渺茫。

蒙受损失的还有欠款。有数据显示，从1986年中伊两国签订延期贸易协议至今，伊方欠款已经达到13.46亿美元，其中贸易欠款4.66亿美元，劳务承包欠款8.8亿美元。据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宋彦明介绍，该公司就有一笔3亿多美元的工程款因为海湾战争而拖到现在没能追回。

“伊拉克方面从不会不认账”，宋彦明说，“但是他总对你说‘我们没钱，你们中国是大国，可以去推动联合国减轻制裁啊。’现在这笔款连带利息已经达到4.15亿美元了，如果伊拉克的政府换了，这笔钱款就更难追回了。”

在这次战争爆发前的20多天，已经撤出伊拉克的该公司项目经理吴毛海硬是为了一笔275万美元的贸易款重返伊拉克，使该公司在这次战争中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据说吴毛海重返伊拉克后，“吓了张大使（中国驻伊大使张维秋）一跳”。

“如果战后伊拉克政府不承认你们这些合同，你们会怎么办？”当记者问到这里时，四川东方电力设备联合公司的吴晓明像突然反应过来一样，说：“是啊，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什么这方面的消息？我们也没什么办法。我觉得这个时候政府会做一些努力的吧。”面对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企业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当记者就此问题采访商务部西亚非洲司钟曼瑛副司长时，她说：“损失是肯定的，企业应当有这个准备。”而至于政府是否会努力减少企业的损失，钟曼瑛说：“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联合国的框架来做。现在政府也正在做一些事情，详细情况不便透露。”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进口石油的50%-60%在中东地区，如果战争使油价居高不下，中国将不得不为此多支付大量的外汇。而且如果美国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市场，那么中东的石油产地基本上都将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但有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如果美国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表面上看可能会对中国的石油安全有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纬说，“但是整个石油市场还是供过于求的，而且美国也急需通过石油来补偿军费。中东的石油市场也少不了中国这个大买家。”

中国如何维护战后重建利益

伊拉克战后重建份额的分配这个敏感的问题在战前就已经浮出了水面。早在今年1月份，《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头条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班子制定的《伊拉克重建计划》。对美国公司长期封闭的伊拉克市场规模是2300万人口及1120亿桶的已探明石油储量。

3月10日，距战争还有10天，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声称，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悄悄”向5家工程公司发出了伊拉克战后重建合同的详细投标要求，而这几家公司都做出了快速反应。

3月2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突然造访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界猜测赖斯与安南的主要商讨内容是战后重建问题。

3月26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发表讲话，声称不会把战后伊拉克的控制权交给联合国。

同一天，英国首相布莱尔与美国总统布什在戴维营举行了峰会，商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有消息称，由于在这次峰会前美军已经将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口的重建合同给了美国公司，此举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

3月29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与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希望两国能够在战后伊拉克问题上“密切合作”，由此两个在战争问题上有严重对立的国家在战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但是直到目前，中国还没有就战后重建问题发表言论。记者从政府机构得到的答复是“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认为现在谈论战后重建还不太合适。”

有学者认为，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客观上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外交上的尴尬。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石油换食品”计划下主要受益国之一，战后重建的敏感问题中国是无法也是不应该再回避的。采取怎样的态度，通过怎样的方式，无疑成为对中国政治智慧的又一次考验。

从13年前的海湾战争来看，中国参与战后重建问题最好的舞台还是联合国。

“由占领军把合同包给本国企业，这已经不是民主战争了，这明显带有殖民战争的性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说。他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在战后重建问题上拉上联合国。“因为美国还是需要把战争合法化这个外衣的，”牛军说，“如果战后重建有了联合国的参与，那么也就表明这场战争是合法的，战后的伊拉克政府是得到国际承认的。美国也就不会一直深陷其中。”并且，也可以减少因为绕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失分。

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战后重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无疑将使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即便联合国参与，也将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无疑，美国希望联合国的作用只是个“跟班”的。对美国而言，一个最大教训就是海湾战争后，美国企业迟迟无法在“石油换食品”计划中获利。

与13年前的海湾战争根本不同的是，美国并没有以“联合国军”的形式发动战争。同时，与当时刚刚走出冷战的美国相比，今天美国的自信心显然是空前的。其表现就是战争的目的不再仅是打击，而是要消灭萨达姆政权。所以，也不排除美国最后会在重建问题上抛开联合国。“冷战后，人们往往夸大联合国的作用。”牛军说。

但他不认为这样中国就没有了发挥影响力的舞台。“因为如果绕开联合国，美国必将为寻求战后伊拉克政府的合法化与一些大国谈判，它不会自己买单，这样中国就可以发挥自己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力。”

美国官员透露战后美军驻留经费将在600亿美元左右，而现在已经消耗了上千亿的战争费用，俄罗斯《独立报》评估伊拉克战后重建金额为250亿至1000亿美元。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可以看出，仅仅从财力上来说，美国也没有独吞战后重建市场的能力。这使得美国不得不将战后重建的巨大利益和巨大资金需求捆绑在一起，寻求国际参与。

4月3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开始与欧盟商谈战后重建事项。这些举动一改战前和战争刚开始时，美国在战后重建上的姿态。

“美国一共只有10个师，除去本土、韩国、欧洲各驻扎一个师外，所剩兵力全部驻扎在伊拉克也有些捉襟见肘。”潘纬说，“它不会一家独自承担这个风险。”美国必将与几个大国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协调，而几大国也必然会在这一国际问题上发表观点，与美国相协调。

实质上的战后重建份额，将取决于几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中国将占有怎样的份额，而中国选择的反战立场使得不少评论界人士认为，中国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重建中很可能没有什么政治优势。

3月2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调整，此举表明联合国开始逐渐去适应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现实。新的计划包括了一些美英占领地区，这使得计划面对的行政主体不仅有萨达姆政权，也有了美英联军，虽然是人道主义性质的，但是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美英的占领现实。

新计划的出台，自然遭到了伊拉克的拒绝。俄罗斯、法国则开始表明他们的态度已有所转变。3月25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中国认为对“石油换食品”计划可以“适当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必须有道义上的考虑，其中包括选择反战的立场。因此中国在态度上的调整，对战后重建中的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是，同样出于道义的考虑，在战争还未结束时，中国对战后重建问题保持一种低调也是必然。

13年前，同样发动了对伊拉克战争的老布什就曾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尽管“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思维，但是在美国“反恐怖主义”名义以下的伊拉克战争难以不让人想到某种延续。

面对美国倡导的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国政府在考虑利益问题时也必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战后重建势必关系到国际关系架构的走向和模式。对中国而言，根据自身实力，适当彰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基本立场和利益范围，争取在新的国际关系处理模式中的自身地位，将是中国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应有之意。

（后记：4月3日，布鲁塞尔，欧盟成员国及北约会员国召开峰会，不但鲍威尔到场，俄罗斯也破天荒出席了北约主持的会议。此次会议的最主要内容，是勾画战后伊拉克重建。

会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称，北约国家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正在缩小。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表示，联合国在伊拉克战后将会发挥作用，而北约可能会派兵参加战后对伊拉克的维和行动。

在这期间，位于科威特海滨的一座别墅里，美国退休将军加尔纳正和一个专家小组紧张地讨论如何改革伊拉克的媒体，怎样临时以美元代替伊拉克货币蒂纳尔，甚至还包括如何清理各处垃圾等方方面面的琐碎问题。作为美国“重建伊拉克与人道援助办公室”的负责人，加尔纳的顶头上司就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依照计划，该小组最重要的任务是负责伊拉克战后头三个月的管理。

可以想见，当海湾战场硝烟散尽，裸露在人们面前的废墟将出演它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个角色：一个包括石油开采在内、潜力巨大的重建市场。而美国正全力成为它的主导。

事实上，伊拉克战后重建份额的分配，早在战前就已经浮出了水面。1月份，《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头条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班子制定的《伊拉克重建计划》。

此后，各国间微妙的政治角力和激烈的外交争吵，因为份额分配而陆续发生。

近日，美国联邦政府邀请贝克特尔集团等五大美国公司投标包括伊拉克机场、公路、港口、桥梁、医院、学校、饮水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在内的项目。这一被称作“自二战以来美国帮助德日重建之后最大的政府重建项目”，总合同价值超过19亿美元。据“敏感政治中心”（ 美国一个监督政府和国会腐败行为的独立非政府机构）的最新分析，这只是这些公司赢得战争暴利的第一步，它们的眼睛真正盯着的是伊拉克的油田管理权。

因为这些美国公司由内部选定，还没等美国取得对伊战争的胜利，不但华盛顿和盟国已经吵翻了天，很多美国公司也批评说这一秘密“投标”过程不够公正。抗议声之众，竟导致五大公司中的一家在初选中自动退出。

而根据美国政府内部的消息，一些英国公司则会得到主要的分包合同，在海湾参加联军作战的澳大利亚也会看见自己的公司在伊拉克战后重建分的“一杯羹”。

外界判断，美国将垄断伊拉克战后重建，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反战国根本无利益可分。但务实的中国，虽然在美国攻伊的态度上坚持反战立场，但对于利益格局分配的渴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商品贸易达到70亿美元，所有中东国家的电脑配件、日用小百货几乎全部来自中国。战争不但中断了这些贸易，也令参加“石油换食品”计划的中国企业总价值在40亿美元左右的工程项目，以及伊方近14亿美元的欠款前景叵测。至关重要的是，供给中国进口石油50%-60%的中东地区，如果真的出现美国控制伊拉克石油市场的局面，将令中国经济受到严重掣肘。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也作为“石油换食品”计划下的一个主要受益国，伊拉克战后重建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而在战后重建中，中国至少已有了参与阿富汗重建的经验与现实利益，但阿富汗经验与模式能否运用到伊拉克，无疑成为对当局政治智慧的又一次考验。

阿富汗驻华大使及中国驻阿大使，在接受本刊记者的访问时，回顾了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人们不仅可以由此预见中国在利益更大的伊拉克参与战后重建的意向，也可以期待，中国将在向欧美国家学习中，逐渐把更为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贯彻到战后的利益格局中。

来源：凤凰周刊